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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门外遇总裁轻轻爱:为什么一夜之间,感觉“文章憎命达”?

来源:商都汽车网   日期:2020-05-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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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章憎命达”是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)深秋,流寓在泰州时,感叹李白为实现建国立业的人生理想,中了李璘的奸计,导致李白被牵连入狱,此时远在华州的杜甫对李白表达深切的关怀。特别是在李白遇赦被流放到夜郎,社会中传言“李白已死”的消息,杜甫听说之后,内心十分孤独悲愤,便写下了《天末怀李白》,以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”来赞美李白才华横溢,却命运多舛,既是对官场黑暗的体验认知,又是对老友不幸的深深感叹!而题主觉得是一夜之间,感觉“文章憎命达”,其实更多的是对文人“发愤著文”的深深感慨,道出了“自古才人多逆境”的真谛。本文从文人身世、创作表达和文人情绪来解释“文章憎命达”的深刻含义。

《天末怀李白》全诗

凉风起天末,君子意如何。 鸿雁几时到,江湖秋水多。

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。 应共冤魂语,投诗赠汨罗。

此诗首句以“秋风”奠定悲凉的感情基调,来呼唤“下狱”的李白,慰问李白的心情;第二句以“鸿雁”传情,来寄托内心的担忧与同情;第三句以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”的题旨句,替李白伸冤,意在告诉世人李白是遭人陷害,那些小人现在应该偷着欢喜罢一“喜”一“乐”,两种情绪对比,来表达对李白的惋惜;尾句以“屈原投汨罗江”一事,道出了古来圣贤多坎坷的真谛。


不幸的社会身世,激发创作的生命力

先秦以来,我国文学一直在强调“诗学”原理,力在要求文人在写诗词歌赋的时候,要真实的表达人生志向。而许多文人多仕途不顺,遭遇各种猜忌诬陷,“文章憎命达”中,一个“憎”字足以表达文人的身世坎坷、抑郁悲愤。所以,当个人经历了苦难之后,他们多以“纪实”的手法,真实再现自己的遭遇,后人在评价文人诗歌时,也多结合时代背景、文人经历。据子夏的《毛诗序》记载:

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

子夏作为孔子的弟子,他沿袭了儒家学派的礼乐传统,认为文人写诗应该紧密贴合政治、表露人生的志向,诗人是由于情感的激发,导致诗作产生,而文人们悲惨的社会身世,多与政治密切相关,他们多写诗文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,展露报国无门的忧郁。

如李白在《南岭别儿童入京》一诗中写道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,李白在入仕无门、遭人陷害、孤独无助时写下名流千古的佳句,惹得后人经常借用此句来抒发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;范仲淹在抗击西夏战役失败时,一首《渔家傲·秋思》“羌管悠悠霜满地,人不寐,将军白发征夫泪”来抒发边塞战士报国无门、思乡忧国的情怀;杜甫身陷贬谪,却仍在国家危亡时写下《春望》,用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景物描写,喷发出报国无门的怨怼之意。

唐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星光,而这一时期的文人饱经忧患,情绪激昂,于是化笔为矛,借诗文来表达自我的人生遭遇和人生理想,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。


真诚的情感态度,创造不朽的社会地位

中国文学的发展强调“真实性”,文人要逆转女王韩语中字强调“进德修业””即是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,完善自己的人生事业,所以在古人看来写诗著文应该讲究诚实,真诚的表达自我情感,才能生动的展示文学风采,形成独特的文艺风格。

杜甫写给李白的诗《天末怀李白》中,杜甫听闻好友李白准备接受李璘的号召,十分反对,他认为在祸乱之时,不应该轻举妄动,但是李白却义无反顾,前往京城,最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。杜甫在李白受罪之后,不但没有怪罪李白不听劝阻,反而痛惜李白的遭遇,发出“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”的悲叹,可见杜甫对李白的信任。而古人之间的信任,多是由诗来表现的,他们相信“诗传情”、“诗言志”的真实性,故有“修辞立诚”之说,如东汉王充就在《论衡》中认为:

实诚在胸臆,文墨著竹帛,外内表里,自相副称,意奋而笔纵,故文见而实露也。

王充以“实诚”来表达人格,以“文墨”来表达人格的显露载体,文人们多重“气节”、“风骨”,才得以让自己的心志表露出来,达到“文质彬彬”、“内外合一”的效果。历史上,真正的文人敢于说真话、吐真情,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在官场上攀炎附势、须臾迎合的人多创作不出来优秀的文学作品,反而是那些不畏权贵、敢于说真话的人创造了不朽的文学地位。如白衣卿相柳永把男女之情写的淋漓尽致、酣畅露骨,一句“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”抒发了情人离别的伤痛欲绝,而身为宰相的晏殊,词中却多展示象征、隐喻之意深藏内心情感,用“荷叶初开犹半卷,荷花欲拆犹微绽”的词句表达对友人的不舍,词的意境与柳永词相比,显得力道不足。反观屈原,在《惜颂》中以“惜颂以致愍兮,发愤以抒情”,在《悲回风》中写道“介眇志之所惑兮,窃赋诗之所明”,真挚的抒发自己耿介之志,不合俗流,以诗明志的人生理想。

文人们在历经惨淡遭遇后,依然坚持写最动人的文章,表达最真挚的情感,此时的他们不会再顾忌君王是否喜欢,所以在诗词中尽显谩骂之意,唾弃之词,以此来表达内心真实的情绪态度。当时被社会抛弃的文人,以斐然的文采,赢得后世的缅怀,以达到“永生”的状态,这也是“命达”的意义所在。


悲愤的心理情绪,成就伟大的时代作品

《诗经》作为我国诗歌的发展源头,提出“兴观群怨”的诗教传统,于是后世继承“怨”的传统,演化成了”发愤说“。古代文人好“怨”,钟嵘认为,诗人的的“怨”是一种趣味性的偏好和独特的感受,他们内心的愤懑不平,需要找到适合的渠道抒发出来,才能宽宥内心的抑郁之气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道:

夫诗书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羡里,演周易,孔子厄陈蔡,作春秋;屈子放逐,著离骚;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殡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韩非囚禁,说难孤愤。诗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。

在司马迁看来,古往今来很多优秀的著作,都是人生不幸的产物,他以屈原、孔子、孙子、吕不韦等文人的优秀著作为代表,来表达文人仕途受挫,心生怨恨之意,才会有著书之说。孟子又说:

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

孟子的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之说,来表达个人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的生活状态是文学创作的直接动因。人们常说,压力就是动力,文人们在受到迫害之后,内心的忧愁无法排解,他们处于一种高压状态,如苏轼的天下第一悼亡词《记梦》中写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,正是诗人在遭受妻子去世十年之后,仕途坎坷,欲说无门,内心高度的紧张压力,逼出一篇名垂千古的悼亡词,经得时间的检验,得以流传千古。

韩愈主张“不平则鸣”,欧阳修认为“穷而后工”,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页认为“没有痛苦,就没有诗人生活”,古今文学史上,中国有屈原、司马迁、范仲淹、白居易、柳永、李白、杜甫、曹雪芹等文人遭遇坎坷,悲愤著书,也有莎士比亚、但丁、塞万提斯、狄更斯等文人看尽社会炎凉,写文传于世。这些文人“建德树言”,得以流芳百世,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,但作品力量却是无穷的。


结语

杜甫的“文章憎命达”,是听信了李白去世的谣言,内心十分悲愤,表达对李白的同情,对文人遭遇政治黑暗、人生理想屡遭破灭时的浩叹。文人们经历不幸身世,不再取悦君王欢愉,而肆意释放内心情绪。他们或谩骂、或怨怼、或激愤,这些均是对权贵的反抗,反抗社会黑暗、反抗奸佞当政,故而启发了自我的生命意识,以“悲剧”问世的文学作品,获得作品的永存。

作者:蔡小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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